孟目的

 　　孟目的治学严谨，很重视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重视药品质量标准主持编纂国家药典

　　中华民国时期，各国药品在我国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１９２８年，孟目的受聘去南京负责组织编纂《中华药典》。这部药典主要是参照国外药典编译的，他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贡献。首先，《药典》这个名词就是根据孟目的的建议定的。我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通常称“本草”或“局方”。他认为药典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定名“药典”最宜。这个名词为医药界公认，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通过对药典的编写，初步统一了药品名称。他查考了我国的一些词汇，并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对一些常用的制剂剂型名称，拟定了简练的专门名词术语：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备的制剂，拉丁名Ｔｉｎｃｔｕｒａ，定名为“酊剂”；拉丁名Ｓｐｉｒｉｔｕｓ，定名醑剂；拉丁名Ｅｌｉｘｉｒ，定名为酏剂；其他如Ｔａｂｅｌｌａｅ定名为片剂，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ａ定名为栓剂等等，都比较明确简练，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卫生部随即研究编订国家药典问题，从上海调孟目的来北京筹组药典委员会，组织编订新中国药典。孟目的积极认真，及时准备会议材料，特别是与新药典品种有关的资料。１９５０年４月和８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药典工作座谈会，确定药典收载品种和原则等。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新药典仅收载了２８种中药。孟目的亲自草拟有关生物测定法，并对各类药品的草案都逐字逐句仔细推敲修改。他还在周总理接见时提出建议：“为使标准有复核基地，并能切实贯彻执行，应建立健全药品检验机构”。１９５０年，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被任命兼所长。为了使药典规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切实可行，他搜集各地样品，在该所组织复核试验后进行必要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１９５３年定稿出版，他为了集思广益，使国家药典尽可能切合实际，通过中国药学会通知各省市的分会组织会员学习药典并提出修订意见。１９５７年，根据各地意见出版了《中国药典》１９５３年版第一增补本。１９５３年后全国各省市陆续设置药品检验所，逐步形成药品监督检定网。一方面根据药典规定监督检定药品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检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修改药典的科学数据资料和改进的检验方法。

　　１９５７年，药典委员会改组，孟目的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委员，着手组织编订《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这版药典基本上是结合我国生产、使用等实际，并第一次收载了广大人民习用的具有我国特点的中药材和中药成方。这版药典分一、二两部，收载各类药品及制剂１３１０种（其中中药材４４６种，中药成方１９７个），在反映我国医药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整理祖国医药并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药典委员会名存实亡。孟目的也受到较长时间的冲击，虽然他不能直接参与《中国药典》１９７７年版工作，但对药典工作仍十分关心，经常通过他的学生询问了解情况，主动提供意见和办法。１９７９年，经国务院批示恢复药典委员会，孟目的仍被聘任副主任委员。同年１２月，召开药典委员会扩大会议，８２岁高龄的孟目的曾多次扶杖出席会议，继续不遗余力地为编制国家新药典贡献力量。

    关怀我国制药工业竭力为我国药品生产创造条件

　　１９３２年，武汉发生大水灾，孟目的携带救济药品参加防治流行病时，发现有一些进口药品是假的或质量不合规定，十分气愤，期望我国有生产原料药品的药厂。他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迁到重庆磁器口时，就设立了一个实验药厂，利用当地的矿石资源生产硫酸镁等原料药。被免去校长职务后，他又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一面筹办药厂，一面选购必需的药品器材，运到后方，供军民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他辗转回到重庆，在南岸龙门浩创办协和制药厂，生产磺胺、葡萄糖等原料药品和制剂。磺胺是当时有效的抗菌消炎药，在我国是由协和药厂首先合成生产的。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目的被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去上海接收１２个日伪药厂，这些药厂是由经济部接收后移交的，接管后成立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他任副处长。在商邱路的原重松制药厂改建为第一制药厂，杨树浦宁武路的原武田第四制药厂改称为第二制药厂。这两个药厂规模比较大，由于工人在日本投降时护厂数昼夜，设备未遭破坏，仍有一定生产条件。他主张尽快恢复生产，以发展我国制药工业，但遭到上级反对，并因同情药厂工人的复工请愿，遭到排挤。１９４６年，孟目的回北平奔父丧，正值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筹办药厂，派专人迎孟目的前往进行技术指导。他欣然前往，由沈其震陪同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亲切接见。他建议根据解放区的条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碱，还指导生产柴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自从孟目的到解放区半年时间，药厂的生产不断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他对操作要求很严格，经常亲自动手洗安瓿、灌药液、熔封等，别人操作后他还仔细检查。他经常抽时间给青年工人讲授制药操作知识，给技术员讲授制药基础理论，因人施教，用什么，讲什么，有人生病缺课．还要设法补上，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孟老师或孟教员，乐意和他接近。

 　　孟目的自解放区回到上海后，担任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制药厂厂长。这个厂解放后改称上海第一制药厂，解放初期生产磺胺噻唑、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和制剂。葡萄糖酸锑钠是五价锑盐，比当时外国的三价锑盐毒性小、疗效高，对消灭华东几省流行的黑热病起了重大作用。

热心药学会活动

　　中国药学会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冬季由留日的药科学生发起组成，当时命名为中华药学会，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学会之一。孟目的于１９３５年第七届药学会年会上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理事。他曾倡议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延长，并提出从速编纂《中华药典》第二版等建议。他在１９３６年第八届药学会年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１９３７年，中华药学会在上海停止活动，１９４２年，在重庆又以“中国药学会”名义重新申请立案，并召开中国药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接续过去八届年会，应为第九届年会），他在以后的第十、第十一届年会上均当选为理事，１９４８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各地药学会分会酝酿，将中国药学会总会迁到北京。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努力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并设置了专职干部，不仅恢复了《药学学报》（原名《中华药学杂志》），还创办了《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和《中药通报》（现名《中国中药杂志》）。在此期间，孟目的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议，研究工作，组织各种学术活动。１９５５年，筹设中药整理委员会并大力支持建立中药实验室，１９６４年，还在上海主持全国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等。《药学通报》初创期间，稿源较少，孟目的还主动撰写指导中级药工人员的经验心得文章几十篇，每篇几百字，短小精干，既普及药学知识，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正是孟目的与一般教授专家所不同之处。

　　１９５８年以后，孟目的还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经常亲自组织邀请一些专家作学术报告，有时还亲自主持会议。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全国科协和科普的各项会议及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药学会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孟目的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对青年人关怀倍至。在中央药检所任所长期间，经常到实验室与青年人交谈，介绍实验技术中的窍门，深受广大药学工作者爱戴和尊重。他乐于助人，密切联系群众，给许多医药工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愧是我国药学界的老前辈。

　　１９８３年５月，正当召开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议之际，已是８６岁高龄的孟目的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出席会议，终因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感染中毒性休克，不幸逝世。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在编订国家药典、药品检定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简历

　　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生于河北省保定县南关。

　　１９１２年　毕业于华北协和书院。

　　１９１８年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

　　１９２５年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同年加入英国药学会。

　　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副主任。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华药典》编辑。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　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首任校长并兼药剂学教授。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　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任厂长。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任重庆协和制药厂厂长，兼任国立药专教授。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　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简任技正。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任上海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制药厂厂长。

　　１９４８年　当选为中国药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１９４９年　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　任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兼任中央药品检验所所长。

　　１９６２—１９８０年　任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　任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