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从1999年开始，作为一名企业家，姜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已经8年了。虽然这8年中，偶尔还有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的只言片语，但他的名字更多还是与“反思”、“挫折”这样的字眼儿连在一起。不经意间，外界似乎已经把姜伟定义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拨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可惜的是，他却成了失败人物的当然代表。

    在2007年，蛰伏8年之后的姜伟在沈阳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现在在做什么？”他带着东北口音的回答坚定而自信：“还是沈阳飞龙的董事长。”

    内难正吾志：

    恨与不恨郑筱萸

    姜伟最近出版了一本《变易·中国和谐文化的思考》，其中一章叫做“内难而能正其志”，谈到姬昌在《周易》明夷卦中，描述“光明受到损伤，前途不明，此时此刻应坚守正道，韬光养晦”。事实上，姜伟在这8年中也一直在“坚守正道，韬光养晦”。

    对姜伟采访其时，郑筱萸东窗事发。郑是前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日前已被“双规”。1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郑筱萸案听取了汇报。此案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姜伟坦言：“郑筱萸改变了我的人生。”他指的是1999年4月14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查处劣药“伟哥”开泰胶囊的通知》。“从那一天起，我与郑筱萸抗争和较量了8年。”姜伟告诉记者，“我完全支持党和政府处理郑筱萸，他是中国制药业、特别是中医制药业的罪人。”有过23年制药业经历的郑筱萸曾经当选过全国劳动模范，而姜伟也获得过全国劳模的称号。对两个劳模之间8年的恩怨，姜伟似乎更愿意着眼未来，他告诉记者，在知道郑筱萸落马的消息后，想起了古人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姜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恨郑筱萸。他告诉记者：“因为这一强加的莫须有的‘劣药’罪名，我的企业少挣了5亿-10亿人民币，丢掉了庞大的市场，我自己也变成了‘穷人’。我曾经处于深深的绝望之中。那种绝望的滋味，不是一般人可以感受到的，曾经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谁都找不到我。那真是最大的痛苦。”

    姜伟说：“我恨郑筱萸，因为他是一位‘好厂长、破局长’，他的所作所为使得国内的制药企业，特别是中药产业集体陷入迷茫。他利用职权滥批西药药号，导致西药生产泛滥，中成药企业、中药品种被迫退出各大医院。全国各大医院中药品种销售量占总销量的4%，中国的国宝中药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国最有出口优势和前途的中药行业无法出口，而美国、日本的中药品种却涌入国内市场。”作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姜伟表示自己正在准备提案：“郑筱萸给中医药事业造成的损害将危及30年。由于10来年的错误，我们国家可能长期丧失中药出口的优势，丧失部分民族医药工业的振兴机遇。在调查与处理郑筱萸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国家应该着手拯救中医药的现在和未来，迅速补救由于郑筱萸的错误而带来的具有长远影响的中医药产业竞争实力的重大损失。”

    然而，姜伟却又亲口告诉记者：“我不恨郑筱萸。”他解释说：“这8年的经历，郑筱萸使我躺下了、清醒了、站起来了，成为觉悟者。”他说，在度过了最初的迷茫时期之后，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冷静下来重新设计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其实任何个人荣辱委屈、挫折得失都不算什么，那段相当艰难的日子，却让我体会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