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中国办事处代表雷若舟

    三联生活周刊：8月您将结束在中国4年的任期，回到联合国总部。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出现了怎样的新趋势？

    雷若舟：血液感染途径正在艾滋病人比例中下降，注射吸毒和性正在成为中国艾滋病的主要成因。今年下半年将出台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做出的评估报告体现出：由于中国政府对血液流通有了更加有效、强硬的措施，因输血感染的病人正在减少。而因注射吸毒和性渠道感染的比例在增长，这样的情况与欧美各国艾滋病流行情况逐渐趋同。艾滋病对于中国不再是单纯的疾病，它成为社会问题。血液渠道的传播比较明显，地域也较为集中，政府可以控制。但是吸毒人员和性渠道则非常隐蔽、分散，而且传播力更强，这也是全世界都感到困扰的复杂难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往纯疾病防御的理念不再适合解决艾滋病的问题，现在应该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入手。

    三联生活周刊：“非典”后，中国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开放有效果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这几年中国的防艾工作中做了什么？

    雷若舟：温家宝总理在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并戴上红丝带，确实是中国艾滋病政策改变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我们已经敦促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好的承诺。这有两个明显效果：一、艾滋病可以公开讨论；二、对于艾滋病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但是2003年我来到中国看到的问题，有很多现在依然令人担忧。我希望更好地让人们理解中国艾滋病的现状，感染者是谁？他们在哪里？中国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合作了3份评估报告，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希望对现状有所分析和解释。这样，我在向吴仪副总理解释的时候，只要告诉她，疫情、已采取的措施、挑战三项内容就可以了。

    雷若舟：这个计划对于艾滋病的流行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除了河南，云南、广西、新疆、广东等省份携带者数量增长速度也都很快，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位，控制在150万人以内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确保血液安全方面，政府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由于性和吸毒，艾滋病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在转变。这就是，如何改变高危人群的行为？仅仅依靠卫生组织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中国的非卫生组织能够一起加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来。欧洲的先进经验是，在教育领域，提高大众的知晓能力，让名人慈善、感人的报道、感染者本人对大众进行宣传。你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报道，读起来越能消弭恐惧和歧视。但是对于性工作者和静脉吸毒者的工作，将起到更大作用的则是司法、执法部门。

    三联生活周刊：非卫生组织的参与为什么开始被强调？当艾滋病从单纯的疾病变成社会问题，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司法、执法部门的工作如何进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非卫生组织的领导方面有哪些经验？

    雷若舟：这是全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敏感、最棘手的地方。我们知道，性交易和注射吸毒在大多数国家都被认为是违法行为。因此这些人很难被政府发觉，更加困难的是，如何让中国的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处理那些违法者所处的情况。很多防治艾滋病项目要对性工作者进行教育和宣传，先要使执法部门理解、接受防治的理念。随着注射吸毒、性交易的比例增长，中国有越来越多防治艾滋病的项目，必须建立在多部门合作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