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咨询员的生活：不能承受的心理之重

    豆子做咨询员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她接待的300多名求询者让她仿佛阅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疾控中心决定派人到抗震前线救灾。我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女医务人员。有人问我，你背得动45公斤重的喷雾器吗？我说，45公斤重的喷雾器能比我心理的压力更重吗？我想去抗震救灾，卸掉咨询工作的心理压力，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天。可惜，我没有被批准。”

    豆子的话让人无言以对。

    在云南，有3000多人从事着和豆子一样的工作：艾滋病咨询员。他们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一些特殊人群：性工作者、有10多年吸毒经历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帮助被艾滋病困扰的求询者重建信心，帮助他们坚强而有尊严地活下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长期以来，这些在一线工作的艾滋病咨询员，不仅面临着待遇低、工作繁杂、精神负担重等问题，还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遭到同事、家人和社会的误解。国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建华说：“我们关注艾滋病，关注那些可能和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却忘了关注那些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辛勤工作的人们。我们以前很少知道，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奉献的时候，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需要宣泄、理解和支持，需要自我价值的体现，也需要平平常常的生活。”

    “1000元可以治好艾滋病吗？”

    “姐姐，我出1000元可以治好艾滋病吗？”17岁的小花天真地问李曼，李曼愕然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李曼是妇女健康活动中心的咨询员，针对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行为干预是她的工作之一。在一次大规模筛查中，李曼见到了“属于低档次站桩一类”的性工作者小花。

    这名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女孩儿，14岁时被逼嫁给自己的表哥，因生下一个残疾男婴而被赶出家门，被同乡诱拐到云南从事性工作。在这里，老板把客人带来，钱由老板收，工资由老板保管。老板告诉她，来月经接客可以止痛，得了尖锐湿疣用刀片刮，用烟灰来止血，是否用安全套，由客人决定。小花向李曼述说自己的遭遇时，一直在哭，伤心地连说话都结结巴巴。小花不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患有其他一些性病，但她对这些病的危害一无所知。

    在李曼等人的帮助下，小花逃了出来，在一个小镇上接受治疗，并且有了一份工作。因为没有文化，她不知道艾滋病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她只想着多挣些钱给远在贵州山区的残疾儿子。直到今天，李曼对她的咨询还在继续。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她们的世界，并希望自己有超凡的能力，这让我的身心很累很累。”李曼说：“眼看着一个个弱小的姐妹先后离开人世，我总在想，她们去了哪里，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于什么样的空间？”

    与李曼一样从事咨询工作的凤洁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们的病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凤洁是一名有过吸毒经历的女性，借助戒毒药品“美沙酮”的帮助，她彻底远离了毒品，2006年，她注册了自己的“浴火工作室”，专门帮助那些女性性工作者。

【我要评论】

【大 中 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