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起病成为一些低收入人群的一个常态，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到医疗保险阳光照耀面积的狭小，以及治疗选择的单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自由竞争的医疗市场。作为一种替代选择，药店生意兴隆起来，以至于药店多过米铺。可是，记者走遍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很难找到那些常用的平价药，甚至大医院也缺少一些廉价而可以救命的药物。原因很简单，廉价药的利润低，医生不愿意开，药店不愿意卖，而生产厂商也不愿意生产。

　　这是一个悖论。既然廉价“救命药”很重要，也有大量的市场需求，为什么会出现被淘汰的局面呢？也就是说，如果常用药物的利润空间太低，经营者完全可以提高价格，因为比起作为替代的进口药或者进医院，也是节省费用的。追究导致这个悖论的根源，竟然与政府的药品定价政策息息相关。

　　去年初，我们还看到媒体大肆称道国家对药品价格的下调，“药价下调，为老百姓节省费用30亿。”目前我国列入政府定价的药品约1500种，这1500种药品虽然在品种上只占全部流通药品的10%，但从使用频率上来说，这10%的政府定价药品事实上正是平民百姓的常用药，也是老百姓使用时对价格最为敏感的药品。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先后14次降价的药品，也基本上在这1500种药品之列。

　　这就造成如此现象：降价的结果不是把医药销售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而是导致那些药物被逐利的市场之手拒之门外。同时，我们无权去指责商家或者医院，他们也是要赚钱生存的。

　　政府的关怀在市场中被扭曲，这不是市场的错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开放市场，不会有暴利，市场的规则总要使利润趋于下降，当出现过高的利润，厂商就一定要提高产量，也会有新的厂商加入，直到边际产量同边际成本等同。药价也不会同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发生太多的背离。所以即使医药费用日益上扬，也仅仅是与社会的收入增长、综合物价水平的同步上升，这就无可厚非。

　　真正导致医药费用过高的是医药的一个核心终端市场-----医院，有关统计显示，85%的医药通过医院被病人消费，而医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诟病，它通过拿回扣、选择使用昂贵药来左右医药市场。医院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势”，就是因为它以垄断的贵族身份面对自由竞争的医药市场。

　　所以政府的民生关怀的思路，还应该给开放的医药市场一个开放的治疗市场相匹配。彻底开放医疗市场将使那些获得政策庇护的医院面临生死考验，就像我们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一样，改革迟早会降临，阵痛也将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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